货币政策不是万能的、不是“万金油”,中国需要其他政策工具如财政政策的发力,特别是结构性调整功能的发挥,才能提供良好的经济解决方案。
3月26日,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在博鳌亚洲论坛发言时表示,货币政策在经过多年的量化宽松之后,目前全球已经到达了这次周期的尾部,这意味着货币政策将不再是宽松的政策。不过他也指出,因为全球经济的复苏在不同国家以不同的速度进行,因此货币政策也不是完全协调一致的。
从历史的经验看,美元周期是逃不开、躲不过的“结”和“劫”。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,美联储主导了一轮货币宽松周期。而在2015年12月美联储第一次加息以来,美元升值周期已经确立。这是一个大事件:美元周期往往意味着一个新的全球金融周期。而美元周期往往成为引发货币危机、金融动荡和全球金融治理失衡的魔咒。
全球经济的弱复苏成为新常态。英国脱欧、动荡政局掩盖了欧元区经济趋势改善的利好因素,负利率政策对日本经济复苏的作用难以观察。尽管支撑美元走强的基础未变,但全球经济复苏的速度并非一致,货币政策的力度也不是步伐一致。中国的货币政策则经历了宽松、稳健期,现在则处于审慎状态。
这个审慎状态,与全球货币宽松周期尾部对应。正如周小川行长所言,货币政策需要改变,要看到货币政策的“度”,要认真思考何时离开这个周期。官方表述是货币政策稳健中性,意味着不做扩张的货币政策,更意味着处于货币偏紧的状况。货币政策不是万能的、不是“万金油”,中国需要其他政策工具如财政政策的发力,特别是结构性调整功能的发挥,才能提供良好的经济解决方案。
能否实现这一目标,主要取决于内外两大因素:一是实体经济缓中趋稳、稳中向好的内在基础;二是资本外流、货币贬值的外部约束。而这些因素需要较长时间观察其复苏强度和压力强度。因此,步入新的货币周期,或者说告别宽松、收紧货币政策是渐进的过程。
“他们的货币、我们的周期”。中国的货币政策具有一定的被动性,过去更多使用反应性、适应性的货币政策来应对金融危机、刺激经济增长。从现实角度讲,我们遵从的是“美国标准”。这个急需改变。美国是次贷危机的震源国,却通过量化宽松政策率先实现经济复苏,并迅速结束宽松政策,进入加息周期,引发跨境资本回流到美国。这一结果是恶化全球经济体的复苏形势,全球经济金融治理秩序更趋混乱。
所以说,中国需要建立更加独立自主的货币政策,尽量避免因为美国加息周期给中国货币政策带来混乱。